福建海域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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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福建沿海地区便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重点区域,尤其是近10年来的水下文物普查和重点调查,在福州、莆田、泉州、漳州海域发现一批水下文化遗存,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16年,福建沿海海域已确认的水下文化遗存共计有40处,包括五代1处、宋代7处、宋至清代2处、元代9处、元至清代1处、明代4处、清代15处及近代1处。这些水下遗存中,既有沉船遗址,也有古代船舶避风交易的锚地遗址,还有一些水下文物采集点。遗存的时代跨度从五代至近代,序列完整,内涵丰富,采集出水的文物标本以陶瓷器为主。这些水下文化遗存均位于古代海上贸易航线上,为研究、复原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图片 2

福建沿海地区发现的水下文化遗存大部分残存有船体残骸,出水遗物也十分丰富,尤以陶瓷器为主,窑口众多,反映了不同时期陶瓷器的海外贸易状况。出水陶瓷器中,以福建本地窑址、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产品为主,此外还有部分浙江越窑、江苏宜兴窑以及其他地区窑址产品。
平潭海域的分流尾屿沉船遗址是目前我国水下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沉船之一,所载船货均为五代越窑青瓷,这是晚唐至北宋早期大量外销的瓷器类别。北宋晚期至元代,平潭大练岛西南屿、大练岛元代沉船、小练岛东礁村水下文物点、福清东壁岛元代沉船、龙海半洋礁二号、漳浦圣杯屿等沉船则出水一批数量可观的浙江龙泉窑青瓷。
江西景德镇窑瓷器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宋和元代的青白瓷,这在漳浦沙洲岛沉船、南日岛北日岩一号和土龟礁三号水下文物点中均有发现;一类是明清时期的民窑青花、五彩瓷器,有平潭老牛礁明代中期沉船、九梁礁明代晚期沉船和清代的碗礁一号沉船、碗礁二号水下文物点,产品类别丰富,多为碗、盘、瓶、罐等日常生活用器,清代则不乏器形较大的将军罐、盖罐、凤尾尊等陈设类器物。
福建沿海调查发现最多的陶瓷则仍是福建本地窑址产品。例如,福清东箭屿宋代沉船出水闽清义窑青白瓷,龙海半洋礁一号宋代沉船出水福清东张窑黑釉瓷;南日岛北土龟礁二号、湄洲岛文甲大屿元代遗址出水的连江浦口窑青白瓷,湄洲湾门峡屿出水惠安窑瓷器;莆田北日岩、泉州大竹岛出水元代、清代德化窑白瓷、青花瓷等;龙海九节礁、白屿等水下文物点出水的东溪窑、安溪窑青花瓷等。
福建沿海发现的这些陶瓷器,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古外销陶瓷器的发展脉落。五代时期是越窑青瓷为主,北宋至元代主要是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和福建窑口的黑釉器、青瓷、青白瓷以及江浙地区窑址生产的酱釉罐等,明清时期以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漳州窑的青花、五彩瓷以及德化窑的白瓷、青花等。因此,作为五代以来海外贸易中数量众多的一类商品,这些陶瓷器均可在福建沿海水下遗址中发现,也说明了福建沿海海域是当时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发现的沉船及水下遗存,结合不同时期遗物的来源地、港口及其在海外地区的流布情况,大致可以勾勒出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在这一贸易网络中,内陆水系及沿海港口为这些产品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闽江口连接江西、浙江的窑场,景德镇窑、龙泉大窑和金村窑场等的部分产品通过闽江水道顺流而下,出福州港入海。晋江口周边有磁灶窑、南坑窑,上游有德化窑、安溪窑、永春窑,德化境内的主要河流属闽江水系,但其产品大都是经过邻县永春进入晋江上游而后到泉州港的。九龙江口连接着漳州窑及上游的东溪窑,明代以月港、清代是厦门港对外输出。如此,福建沿海依托着自南宋以来中国南方最大的三个窑业生产区,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中国的贸易陶瓷产品。装载贸易陶瓷的商船,进入福建沿海便处于一个“三岔口”的位置,向东可直接抵达台澎地区,再至菲律宾等地,或经过台湾北部往琉球、日本,还可北上经明州港前往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也可南下过泉州、广州等港口驶向东南亚,再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国家,乃至非洲、欧洲等更远地区。
因此,依托沿海港口和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海外贸易商品,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船只,福建都是贸易航线中的重要环节,福建沿海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枢纽。

自1989年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调查以来,水下考古工作者在福建海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水下文物普查、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40处水下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丰富,沉船有商船,也有战船,遗物以陶瓷器为主,此外还有金属器、漆木器等。这些水下考古发现,为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外交通史、贸易陶瓷史、造船技术史等,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和实物资料。
这些水下文化遗存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发现,是与福建不同历史时期的海外贸易状况密切相关的。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福建便与南海交通贸易货物,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五代时期,福州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大港口。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得到空前发展,而福建泉州成为当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港口城市,港口樯帆林立,中外商人汇集。经福建通往海外的贸易航线更多,范围更大。交易商品种类丰富,琳琅满目。明清时期,虽然经历多次禁海、迁界等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时期,但对外交流在福建却一直在延续。如明初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均在福建长乐放洋,福建大量的船员、水手为这些规模宏大的船队做出了突出贡献。明中叶以后,漳州月港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和贸易的中心港口。以漳州为起点,经菲律宾直达美洲的新航路的开辟,尤为引人注目。明末清初,厦门港在郑氏集团经营下逐渐兴起。清代设立闽海关后,厦门港为出洋正口,遂成“远近贸易之都会”,鸦片战争后成为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福建沿海发现的这些内涵丰富的水下文化遗存,正是不同时期海外贸易状况的反映,也是当时商品贸易、文化传播的历史见证。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7日第3版)责编:韩翰

南海一号出水的铜鎏金龙纹开口环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

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实际上,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

蓬莱仙山不死药

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奇石异物碧流离

西汉时期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文献中提及的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

葡萄美酒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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