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葱玉家藏《石渠宝笈》所收董邦达《雷峰西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即使豁达如斯的东坡先生,也难免对人世的离合悲欢难以释怀。而事实上,不仅人事有悲欢离合,物事亦如此,圆明园十二兽首至今不得团圆;书画亦复如此,以“天下第一山水卷”闻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经短暂的合璧后仍隔海相望。其他此类,不知凡几。不过,堪与《富春山居图卷》故事媲美的则甚寥寥,董邦达《西湖十景》大概是其中最为仿佛的了。

董邦达(1699-1769),浙江富阳人。董邦达的画艺“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他在乾隆朝获得的身份地位颇类似于康熙朝的王原祁:同样是读书仕进,然后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入内廷,凭借高超的画艺获得皇帝的极度欣赏,从而成为宫廷内外普遍仿效的榜样。

“西湖十景”为所谓曲院风荷、雷峰西照、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苏堤春晓、南屏晚钟、双峰插云、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十景的习称。以此入画,南宋已有,如叶肖岩《西湖十景》等;至于后来,湖以画名,画以湖名,湖与画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融合的整体,不可或分。逮于清代,西湖十景大量入画,其中以董邦达诸人所作最为高标,成为有清一代西湖十景题材作品的巅峰。史载董邦达绘西湖十景极多,形式不拘,册页、手卷、立轴多见,并将之作为至礼进御乾隆或馈赠王公重臣。

董邦达或许是历史上绘制西湖图最多的一位画家,其一生所绘的西湖图应不下百幅,仅《石渠续编》和《石渠三编》二书中就著录有数十幅他的西湖图。如他的《西湖四十景》,著录于《石渠续编》,其后为乾隆帝御笔行书分题其第一次巡杭所作的《西湖十景诗》。

《石渠宝笈续编》收录的董邦达《西湖十景》轴亦为进御之作,系应乾隆在康雍朝基础上继续扩大圆明园规模之需所制,圆明园最著名的四十景中,即有仿西湖十景之景,如“平湖秋月”、“雷峰夕照”、“两峰插云”等。正因为有兼用为“设计稿”的考虑,董邦达此套作品的规制异常大,每幅的尺寸竟达127×66cm之巨,当是西湖十景题材作品尺幅之最;乾隆似乎也独对此套作品别有钟爱,不仅装裱形制与一般作品不同,更于每幅上亲题七言律诗一首,再加钤其宝玺七枚,显示了极为隆重的“天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据著名中国古代书画专家朱绍良先生等人的考证,目前所见乾隆题诗,九成以上为乾隆朝词臣张照等人代笔,出其亲笔的极为少见;而董邦达此套西湖十景作品上题诗均为乾隆亲题,万不一见。

《西湖四十景》的第二册包含八景,主要为佛教丛林名胜。第三册同样绘有八景,大都为精蓝古刹及山房亭榭。第四册包含景物最多,共有十四景。每册后均有乾隆帝题跋。从跋语可知,第四册所收十四景是乾隆帝未及赋诗或未能亲到领要的,故于还京途中陆续赋诗题咏。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董邦达此套西湖十景作品,也未能逃过《富春山居图卷》一样被一水分隔的命运。除了此幅《雷峰西照》尚在大陆艺术市场流通外,其余九景目前已在台北故宫聚首——至少从目前看,“十姐妹”的团圆仍是一个不可期的奢望。但与《富春山居图卷》不一样的是,董邦达《西湖十景》十姐妹虽然规制同一,且均为浅设色画,但每件却又都是可独立的个体和审美存在。

辛未年正是乾隆第一次南巡之时,所以此《西湖四十景册》应作于乾隆首次南巡之前,据跋中“学士董邦达曾为西湖各景图以献”之语,此册很可能为董邦达主动进献,以便乾隆携于行笥,届时与西湖实景作比照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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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邦达《 雷峰夕照》  127×66cm

乾隆首次南巡之前,董邦达还描绘过另一件《西湖十景图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今则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王原祁所绘的《西湖十景图卷》一样,此图也是从右向左以长卷的方式铺陈西湖景物,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将环湖一周的景物作平面的伸展,而仍是大致保留环湖的形式,但将湖东南山路一带的沿湖景物大体隐去,只露出一些重要的景点。

褚德彝题签:御题董文恪雷峰西照图,择是居珍藏,庚午六月,松窓。

图中描绘的地理范围比王原祁《西湖十景图》略大(始于昭庆寺,终于玉皇山),但画面中的具体景物却少一些,景物地点则以隶书文字标明。画卷后有乾隆帝的长篇题诗。从题诗可知此图的绘制缘起:乾隆帝久闻西湖之美,但对其风光景物究竟如何,却终究是“未见颜色贵耳食”,所以他趁庚午二月巡检燕晋时,特命“少长六一烟霞里”,对于西湖景物十分熟悉的董邦达留在京中,将西湖名胜绘制成图。等乾隆巡毕返京,“归来长卷已构成”。乾隆帝对此图显然极为满意,“此图岂徒五合妙,绝妙真教拔萃矣”,给予极高的评价。从题诗的结句,“明年春月驻翠华,亲印证之究所以”,可知乾隆已定下翌年春天巡杭的行程,希望届时能亲身印证画中的景物。从署款时间,“庚午立夏前一日”,则可以知此图当作于乾隆庚午年,董邦达时年五十三,这也正好是乾隆辛未年第一次南巡游杭的前一年。很明显,乾隆在游杭之前,已对西湖作了大量的了解与准备。

题识:臣董邦达恭绘。   钤印:臣邦达印、染翰。

与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相比,董邦达此卷的结构无疑更为生动多变,山峦的大小起伏,山势的回互遮掩,都较前图有所加强。画中还以大片的云气来突出西湖山水空濛的景象,用笔也更为轻松快疾,董邦达显然加入他对于西湖山水的真实感受,因此画图在总体气氛的表达上,比王原祁更为出色。说到对于西湖的了解,他确实要超过王原祁。当然就笔墨的功力而言,抑或是具体景物细节的精微,此时的董邦达显然与王原祁还有不小的差距。当然如果不加苛求,这确实称得上是一幅笔墨工稳文秀且带有明显文人画风格的出色画作,然而,此图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遗憾——那就是个人特质的缺乏:虽然画卷以较为纯正的元代黄公望风格描绘而成,显示了渊源于元代的纯正文人画图式与笔墨,然而说到画家的个人特质,在这幅长卷中却无从辨别。即使是与有意削弱个人风格的王原祁《西湖十景图》相比,此图的个人特征仍然更加模糊。由于失去了对文人画图式与笔墨的个性运用,使得这些因素开始演变为某种固定的程式,从而使得画家的个人体验与普泛化的表现方式之间产生了脱离,这势必会对画家真实体验的表达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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