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9992019.com韦森: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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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这场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经济改革,不但已引发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体制、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速率,从而中国经济总量近几年得到迅速的扩张。自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增长了近10倍。除了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外,3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带给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的变化是,当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稳态的封闭经济体了,而是一个把久远的传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行政运作方式内嵌在(embedded
in)自身之中的一个急剧转型中的开放体系。西方一位当代左派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中曾指出,在一个现代社会体系中,“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见Polanyi,
1944/2001,p.
51)。不管如何评价卡尔·波兰尼的这一著作,用他的这一判断来形容当今中国社会,似乎有些道理。经过30年以引入和培育市场机制为主轴的改革,当今中国正如波兰尼所言,整个“社会的运作已经服从于市场”,从而已不再是经济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已经被深深地嵌入到经济体系的运作之中了。这一格局在社会表层的表现是,教育、科学、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政治等等机构的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经济化”或言“商业化”了。这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诸多社会机构及其事务的“商业化”所带给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一个方面,而整个社会结构诸多其它方面均正在发生一些深层次的变革。

  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停滞简单归结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这实际上包含者诸多理论误识。

  
当今中国社会的这种基本格局,向中国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的历史要求。这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学人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用这些原理去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的实际运作,而且还须懂得中国的政法传统、历史传统、文化精神、数十年中国计划经济实践所遗留下来的行政惯性运作方式,以及过去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并且还需要把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交往形式和以及各种习俗和惯例作为自己理论思考以及观察和判断中国社会运作及其未来走向的“支援意识”(英语为“subsidiary
awareness”——当代西方一位认识论哲学大师Micheal Polanyi语, 见Polanyi,
1962)。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人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些较为清醒和确当的把握。这实际上要求真正有洞见的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懂经济学,还要具备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说起。为什么中国这30年的经济改革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一句话说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渐进性地引入了市场机制。一旦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中走了出来,并渐进性地生成了市场竞争体制,就蕴生出了一个在低发展程度上的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事实上,无论是世界近代史,还是现代史,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都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人们所能发现的一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经济学人再怀疑市场经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了,也很少有人再怀疑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一旦启动,在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社会制度中,均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上蕴生出一定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是,市场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从而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就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

  
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格局中,笔者作为一名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师,并作为一个中国30年改革的经历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在近几年来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中,阅读的文献越来越杂,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发散:不仅阅读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的一些文献和书籍,而且也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并非在现代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的论文和随笔。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笔者自2004年以来所发表和未发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种在经济学的“边缘”甚至“域外”思考的结果。

  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形成?从理论上来说,良序的法律制度能得以建立和得以运作,首先要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有效地受一定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也充分证明,要建立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关键是要把政府有效约束在以宪法为基本构架和一些基本行政法规为具体体现的宪政民主政制之下。否则,如果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张,且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也往往会在一些现存的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敛财聚富创造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从而使他们占据市场体制中财富创造机会中的先机。这种社会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从某种自然经济或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会迅速造成一批与政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富人阶层,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和不公,并不断恶化,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明白了这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拉美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除一本学术论文集《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韦森,2005)和一本自个思想的文萃精选集《思辨的经济学》(韦森,2006)外,这本《市场、法治与民主》(2008),应该是继《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韦森,2001)、《经济学如诗》(韦森,2003)之后笔者的第3本随笔论文集了。这里亦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2001年3月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后不久,自己就深陷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繁忙行政事务之中,因而,从2003年之后,自己的一些随笔短论,大都是在极其匆忙的行政事务的夹缝时间里应一些国内报刊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所邀而针对即时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而匆草“赶写”出来的。结果,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是说“经济学随笔”,不如说是“时评”和“政论”。也正是由于近几年时间紧蹙所逼迫出来的这一写作任务的“转型”,收入这本集子中大部分文章,所用的“语言”和“文类”(genre),很明显偏离了我以前在《经济学如诗》中所表达的那种“以诗一样的语言写诗一般的经济学”的理想和诉求。第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繁忙的行政事务压得自己没有“闲情逸致”在语言上“精雕细琢”从而实在无能“把经济学像作诗一样来写作”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原因:通过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实际运作的观察和思考,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及背后,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聚。尽管一些社会问题——如政府官员腐败,社会财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不断拉大,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环境污染,社会诚信短缺,民众的怨气和其它社会各种不安定元素在积累,等等——暂时被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缓解了,或者说被暂时掩盖起来了,但是,如若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不能得到解决或至少缓解,这个社会迟早要出问题的。这也终将会对中国“长期的”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产生某些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并出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担忧,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尤其是在自己的“博客日记”中,我对当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较为直接的分析和评论,并表达了一些直言的、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当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介书生,我从来不奢望自己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和评论能够被社会所接纳或“付诸实施”。但是,作为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必要并有责任——或用英文来说,有一种“calling”——把自己觉得那些感觉应该是对的和符合“天理常道”(providence)的事理讲出来,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拉美国家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增长乏力,并不纯粹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前盛行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传统原因和种种社会机遇问题,而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果巨大而辉煌,这是无人能置否的;但是,伴随者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过程,一些社会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当然,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现实中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中不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这里的问题只不过是问题的严重程度、影响面以及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否“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已。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断出现并持存、积累的一些社会问题,现在究竟如何看待其严重性和其需要解决的迫切性且不论,但我这些年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而不能经由“走回头路”的方式来解决。故这里可用一句简短的话语来概述收入这部文集的所有文章的一个基本精神,那就是“呼喊着我们这个社会朝前走”。尽管这部文集所呼喊出的声音也许并不大,或者说传播范围可能非常有限,但这毕竟记下了在下这一介书生近些年发自肺腑的一些呐喊。

  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较普遍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体制和战略,在对外贸易上,则主要采取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体制已经危机四伏,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政府负有沉重的外债,加上通货膨胀,此时经济增长已经趋于停滞,且危机四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启动的拉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大力推行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贸易的自由化,并相应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等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研读东西方——尤其是近现代——的经济史、法制史和政制史的有关文献,并正在撰写一部有关东西方市场生成与扩展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专著。随着这方面的研究的推进,人类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法则或言“天道”(providence)在我心中渐渐地明朗起来了:在人类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均主要有赖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和扩展;市场分工和交易要不断深化、成长和扩展,需要某种良序的能保障市场交易当事人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市场运行的财产的法律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就不可能良序运作。西方各国近代兴起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也正在不断地昭示出这一点。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和信念,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以及当今中国当下社会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正在把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渐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如果人们能够尽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经济体成长的“年轻时期”(即高速成长时期)就积极稳妥且渐进性地启动中国的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只需付出较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的话,如果认识不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大趋势,或者说为了某种短期的“社会安定”和“近期绩效”而尽量拖后中国政制改革时间表,待到已经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且绞缠在一起从而社会矛盾已经甚为激化的时候,或者说待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熟期”或“中老年时期”,任何“伤筋动骨”的政制改革,都须得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付出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

  然而,由于拉美各国政府只是注意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法制建设方面则步履维艰,结果导致支配和调节人们市场交易的主要是人情关系,或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拉美国家的市场交易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情关系化的(personal
exchange)。加上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仍然继续膨胀,且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再加上政府官员严重腐败,从而在通过权钱交易在市场化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富人。这一社会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收入分配的极度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人口比例从40%以上还不断攀高。1998年,巴西的基尼系数竟高达59.1%,2001年的阿根廷基尼系数也高达52.2%,而整个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多年来都超过了50%。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自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从而也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才是拉美经济多年来的症结之所在。

  
概言之,经历了差不多40年计划经济的试验和30年经济改革实践的当代中国,目前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毫无疑问,在人类21世纪初的现今世界格局中,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苦难经济演变史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中国30年经济社会改革的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和辉煌的,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这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就这过去的30年来看30年,或者说不能仅与中国近4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相比来评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只有把中国这3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和辉煌历程置放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兴衰的历史长河里,把它还原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及在与其它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比较中,方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到底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位置上。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庆贺和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当下,在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面前,这里谨奉上这本粗浅文论汇编的集子,以期与关注着我们国家命运和未来发展之路的同仁、朋友和学生们一起来共同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

  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拉美国家的一些政府也连连失误。譬如,由于拉美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引入外资,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币高估,从而损害了出口和本土工业的发展,并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高。在此情况下,各国被迫通过本币贬值或压低产品价格来调整实际汇率,结果导致本国的债务负担加重。最后,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而紧缩政府开支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人们目前所称谓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无论哪门哪派,他们的基本观点都不是人们所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简单地主张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问题,他们也决不是天真的“市场万能论”者。无论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还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他们的确主张要把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还给市场,并主张要充分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去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他们也强调,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法治和民主政制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某种腐败的、不稳定的市场经济,且必定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中的极度不均和不公。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往往容易忽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民主和法制的强调,而仅仅认为他们只是简单地主张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简单地主张减少国家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这也导致了有些人总是片面地、肤浅地去理解他们的学说,甚至曲解他们的学说,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从国内学界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来看,大多人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经济学家们实际上不是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过程,而是不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或尽量不是作为社会资源的大量直接拥有者来参与经济运作,而是用抽象规则(如法律、法规、和正式的司法程序)来调节经济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任何把拉美经济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停滞和增长步履维艰的格局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的做法,都只能说是只看到了一种表面现象,因而事实上是一种理论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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