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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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1978年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从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这种“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了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种趋向。“政治人本化”是指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的发展。“政治社会化”是指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转化进程。“政治公平化”是指“效率主导型政治”向“公平主导型政治”的转变。“政治法治化”是指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转型。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持续发展,必将走向中国式的“人民合作宪政”。

   摘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公平化,需要确立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要注重提升政府通过公平施政、公平行政和公平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之路,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关 键 词:政治人本化 政治社会化 政治公平化 政治法治化 人民合作宪政

   关 键 词:国家治理;公平治理;公平发展;民生国家;共同富裕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定调,中国已经创造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那么,这条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国内学者的政治思想、执政者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些政治改革实践来看,可以说,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从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这种“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了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种趋向。所谓“政治人本化”,是指人的政治主体化和政治的人民化,体现为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的发展。从政治的活动领域来看,也就是从“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的“政治社会化”进程。这个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趋势,必然是“政治公平化”,即走向公平和谐的政治,这主要表现为从“效率主导型政治”向“公平主导型政治”的转变。而所谓“政治法治化”,意味着中国从非人的“权治政治”向以人为本的“法治政治”的政治转型。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公平化和法治化的持续发展,必将走向“人民合作宪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现代化的走向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同),对国家治理公平化的推进,从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新的安排。本文将从推进国家治理的公平化、确立公平治理的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几个方面进行简明的梳理和论述。

  

    

  一、政治人本化: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

   一、推进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从传统型国家治理向现代型国家治理的转化,或者说是从国家统治向国家管理、再向国家治理的持续性转型过程,还可以说是现代国家治理从初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的发展。在人类当今的国家政治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从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境界来讲,现今的“国家政治”必将走向未来的“社会政治”
1。而在走向社会政治的过渡阶段,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适应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旧人民政治”到“新人民政治”[①]的政治人本化的发展过程,这可以从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即政治理念的人本化、“新人民政治”的确立和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发展等方面来分析。归根到底,政治人本化的过程就是对“新型人民民主”实现模式的探索。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政治主体或治理主体治国理政的活动。从治理的对象内容来说,国家治理,就是一个国家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治理。从治理的价值目的来说,现代的国家治理不仅要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以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也要谋求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还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协同性来讲,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公平化。而且,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都提出了治理公平化的要求。比如,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意味着国家治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而经济的科学发展就要求“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治理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的人民民主,而广泛多层发展的协商民主就是一种公平的民主。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意味着国家治理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建设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因此,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在国家治理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新要求。

  (一)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

  
要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然要求国家的公平治理、经济的公平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推进公平正义不仅是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民意基础,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因此,国家治理公平化,正在从人民的强烈诉求向中国特色治理理念和治理行动的转化过程中。由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公平化,就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具体地说,国家治理公平化,就是国家治理主体根据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构建公平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由此可见,国家治理公平化的构成要素和衡量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体系能力、对象范围、建设重点以及价值目的。

  1979年,邓小平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那之后,中国政治学得到了新的恢复和发展。3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建设的推进,政治学者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范式、对象和关注的问题上不断创新。在突破阶级政治观和阶级政治学范式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了综合政治观、经济政治观、权力政治观、行为政治观、利益政治观、宏观政治观和广义政治观等主要政治观念及其政治学范式。在这种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即政治学的人本化。所谓政治学的人本化,是指中国政治学从“非人”的政治学向人本政治学的发展趋势。中国政治学的人本化首先表现为政治学范式的人本化,并以人本政治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的政治问题,设计中国的政治发展。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中国逐渐形成的“人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学者开始研究人与政治的关系,突破“经济决定论”和“客观规律决定论”,走向了“以人为本”的中国政治观念的人本化之路。譬如,1987年,王沪宁教授在《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提出,人类政治思维的恒久主题是“人与社会”,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论、社会论和政治理想论为基本框架的人本政治分析方法及其研究范式。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亦如此,即“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因而它必然要对人本身和人的现实状况做出分析,对人与社会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之间的关系做出说明。”[③]张佩国在1991年发表的《主体论政治学的构思》一文中提出应建立“主体论政治学”。[④]根据“现实的人”的“劳动本性”,刘德厚教授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概括为以“劳动人本论”为基础的“广义政治观”,认为只有在劳动人本论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本质。[⑤]这意味着,以现实的劳动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分析方法的确立和中国人本政治学理论范式基础的奠定。受其启发,刘俊祥在分析人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本政治一般理论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和中国特色人本政治建设的新实践,等等。由政治学范式人本化所决定,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等方面也趋向人本化。从政治学方法来看,表现为从单纯的阶级分析和制度分析等方法向利益分析和人学研究等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来看,表现为从研究外在于人的政治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向研究人的政治性以及与人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转变;从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和内容来看,表现为从注重研究阶级、国家、政府、革命、民族等问题向注重研究人与政治的关系、与人相关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人、政治主体等问题转变;从政治学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来看,表现为从关注阶级的、抽象的、未来的利益向关注现实的人的切身利益的转变。总之,人(作为群体的人民和作为个体的公民)在中国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地位与作用,逐渐得到确认,人逐渐成为政治的本原、人逐渐成为政治的主体、人逐渐成为政治的目的。[⑥]

  
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家治理公平化作了总体布置和新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价值目的的设定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是要在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另一方面,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此,就必然推进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二)“新人民政治思想”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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