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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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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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9年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这十年来中国民间从知识界到网络舆论,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狂飙。这股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配合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从守护民族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逐渐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最后聚焦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另类现代性诉求。在众多狂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者当中,既有大批80后、90后的网络愤青,也有不少当年受过80年代思想洗礼的启蒙知识分子。前不久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摩罗,便是一个发生精神“转向”的典型个案。摩罗在90年代末以一部《耻辱者手记》轰动文坛,他以真诚、沉重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控诉权力对人的尊严之戕害,忏悔知识分子不以耻辱为耻辱的道德堕落。然而,这位被钱理群誉为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经历几次痛苦的彷徨之后,在今年初推出新著《中国站起来》,形象兀然一变,从控诉专制转为谴责西方,从讴歌人的尊严蜕变为赞颂民族国家的伟大光荣。摩罗十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曲折而惊险,诚如一位名为楚望台的网络作者所言,有三个不同的摩罗:“一个是充满罪感的耻辱者摩罗,一个是充满无力感的彷徨者摩罗,一个是将国家奉作了偶像的得道者摩罗。十年后的摩罗,旗帜鲜明的宣判了前两者的死刑。中国站起来,摩罗开始跪拜。”1

  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风头所向,横扫左翼、保守两派阵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国家主义乃是一套政治秩序的想象,在其想象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心灵秩序,涉及到精神世界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认同。摩罗一直挣扎于认同的彷徨之中,最初他认同的是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随后试尝接近基督教的上帝,最后皈依于民族国家的世俗偶像。个中的几次精神“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摩罗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会从人道主义蜕变为虚无主义?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秩序中所弥漫的虚无主义,又如何走向了政治秩序中的国家膜拜?

  这一新崛起的国家主义思潮从何而来,其理论脉络和基本诉求究竟如何,它又将走向何处?我们不得不探究清楚。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内部发酵流行,而且正在与官方的主流意识型态日益靠近,在「唱红打黑」的局部地区甚至有大规模实践的可能性。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表明,一旦国家主义弥漫成势,将陷整个民族于灾难之中,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一,从浪漫主义到虚无主义

  一、从左到右:国家主义的两条思想脉络

  

  

www.9992019.com,  摩罗属于60年代生人,原名万松生,因为崇拜尼采式的特立独行之士,故以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魔鬼为自己的笔名。无论三十岁之前在江西自学苦读,还是90年代初到上海攻读研究生,他年青时代所经历的精神氛围,是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他在精神上可谓是典型的80年代思想产儿。

  当今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大都从1980年代的启蒙阵营中走来,或者在1990年代曾经受过启蒙的熏陶。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核心诉求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也是启蒙的内在目标之一,但在启蒙运动当中,民族主义的背后有普世的现代性价值作为规约,比较起个人解放的狂潮,民族主义并非是1980年代的显学。到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崭露头角。19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为了在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前提下,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有激进的种族性反西方主义,旨在反抗西方各种霸权,以获得中国「可以说不」和「不高兴」的资格;还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建立现代普世文明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使命。自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误炸」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狂飙,到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事件形成了高潮。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趋于政治化与保守化。而国家主义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80年代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断层,当年曾经称之为“新时期”。当中国人从毛泽东迷幻而残酷的乌托邦神魅中惊醒,普遍陷入了信仰上的荒谬和虚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潘晓来信的惊天一问所激发的全国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彷徨期,这种因心灵秩序的崩溃而造成的生存意义上的虚无感,历经30年的挣扎而至今无解。不过,在80年代却有一段短暂的镇痛期,人道主义以一种简单、明了、富有魅力的价值符号,迅速填补了人们内心的那道虚空。人道主义并非严格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启蒙精神中最大的公约数,为不同思想价值与政治取向的主义所分享。在整个80年代,人道主义有三种不同的类型,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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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启蒙理性和浪漫主义,这三种有着不同精神传统的思潮之所以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形成价值共识,乃是它们在80年代面对着同一个敌人:从“反右”到“文革”的毛式社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人之尊严的摧残。80年代是一个后理想主义时代,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的历史河流中过来,习惯了为信仰而活着,即便祛除了理想中的恶魔,也需要一尊新的神灵,那就是大写的人,是激动人心的人道主义。《人啊,人》这部从文学角度乏善可陈的小说,竟然让无数80年代人读得热血沸腾,乃是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召唤。在大革命过后的心灵废墟上,人道主义为受到重创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单薄却又温暖的价值:人是万物之尺度,是世界之本体,人类的价值、个人的自由与人性的尊严是不容亵渎的。

  19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家的财政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在国际关系当中拥有了可以与美国、欧洲相抗衡的强大国力,这个令人生畏的巨无霸究竟是福还是祸?思想界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将是可怕的压抑性权力。他们主张要继续发展社会,通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限制国家的专断权力。在自由主义的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试图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观点。高全喜认为:自由主义具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保障人权,制约国家权力,另一个面相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
他强调说:「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是最讲国家利益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等于个人主义加国家主义。」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关于国家的整体性论述,在民族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国家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国家是否有可能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拥有自身的国家理性?这些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便乘虚而入,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几年的马基雅维利热、霍布斯热、卡尔‧施米特热发展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的论述,响应了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掀起了一股国家主义的狂飙。

  然而,在共同的人道底线背后,却遮蔽着三种不同思潮的内在分歧,这种分歧说到底是对普遍人性的不同预设: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将之视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性,启蒙理性认为我思故我在,理性是人的本质,而浪漫主义视野中的人充满了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和本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是领跑的旗帜,到80年代中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人道主义信念的中流砥柱,但我们不要忽视了浪漫主义这一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潜流。浪漫主义在近代欧洲思想脉络之中发端于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成就于德国从哈曼、赫尔德到费希特、谢林。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有着非常复杂的纠缠关系,它既是对启蒙主流理性主义的反动,又在意志自由、个性解放领域大大深化了启蒙精神的核心。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理性的反叛,又是启蒙精神的另类继承,它可能是激进的,激烈地反抗体制对自由的压抑;也有可能是保守的,对个性的守护会“转向”为对更大的民族国家“个性”的追求。3

  在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有两个不同的脉络和来源:一个是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另一个是近10年新崛起的施米特主义。

  欧洲的浪漫主义伴随汹涌的西潮在80年代流入中国思想界,与理性主义一起形成启蒙中的并立双峰。浪漫主义之于中国,并非仅仅外来洋货,它有着中国本体的内在资源,特别是明代阳明学以来的意志论传统。在80年代激烈反传统的氛围之中,这一内生的遗产基因是人格与精神意义上的,属于不可分析的隐蔽密码。在人道主义的精神旗帜下,80年代的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浪漫主义暂时不以理性主义为对手,致力于启蒙的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大业。4

  激进左翼的保守化是近年来思想界出现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左派的本来涵义是同情底层民众,对资本权势和政治权势不妥协的批判与反抗,这是激进左翼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左派有老左派和新左派之分,老左派指的是坚守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现存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可谓是假左派和真保守派。新左派指的是在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崛起的一支新的思想力量,他们所焦虑的是1990年代之后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中国,认定中国在改革当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政治腐败到社会不平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他们希望中国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其思想资源,除了西方的各种左翼理论之外,还一厢情愿地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发掘正面的价值。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有两个,一是同情和赞美底层民众,二是痛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当他们认为1990年代的国家意志在步「新自由主义」后尘、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新左派对权力的批判是有相当杀伤力的。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2008年国庆60年之际,一批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讴歌「伟大的60年」的舆论大合唱。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机制,将前30年和后30年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王绍光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论证中国60年的发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汪晖将60年的经验归结为中国拥有「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性通过政党的实践而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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