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www.9992019.com周惠谈话”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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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9992019.com 1毛泽东周小舟
周小舟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因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撤销职务,打为反党集团成员,周小舟百思不得其解,甚至问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这样的问题。
庐山会议周小舟 1959
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突击“大跃进”,可是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形势突变,发动了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造成严重的后果,彭德怀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子。而时任湖南省第一书记的周小舟,也因几句“不合时宜”的发言,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被打入反党集团——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运动中,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也曾想把昔日的秘书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他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
毛泽东告诉周小舟,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听罢此言,眉头紧锁,向其挥手说:“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
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作者:黄克诚。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韩钢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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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www.9992019.com,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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